《当代宇宙科学发生学》 第一章 为什么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宇宙发生学 第一节 西方主流宇宙学的成就与困境
《当代宇宙科学发生学》
第一章 为什么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宇宙发生学
第一节 西方主流宇宙学的成就与困境
我这一生,从年轻时在东北人民大学听朱光亚老师讲核物理,到后来在北京化工大学教书、在全国政协参与学术讨论,再到晚年主持常州《黄帝内经》当代科学解读馆,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心头:我们中国学者,能不能在宇宙起源和生命本质这样最根本的科学问题上,提出一套不同于西方、但又逻辑自洽的理论?
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对我说:“金教授,人体科学、气功、中医,这些里面一定有大学问。你们要用现代科学把它讲清楚。”朱光亚老师也叮嘱我:“不要听西方的‘一个小金币奇点一次性大爆炸’论,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宇宙发生学。”
我正是在他们二位的启发和指导下,走上了这条探索之路。几十年下来,我越来越相信,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在基础科学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。而第一步,就是要看清西方主流宇宙学的成就与困境,知道他们的长处在哪里,短板又在哪里。
下面我就从六个方面,谈谈我对西方主流宇宙学的看法。这些看法不是全盘否定,而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,客观地分析其优势与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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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爆炸理论的三大观测支柱——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成功
首先我得承认,西方宇宙学在过去一百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。大爆炸理论有三个非常坚实的观测证据,这是任何替代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。
1. 星系红移与宇宙膨胀
1929年,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发现,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,而且越远的星系远离的速度越快。这个关系被称为哈勃定律。它意味着空间本身在膨胀。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——宇宙不是永恒不变的,而是有一个演化的历史。后来的观测不断精确化,哈勃常数被测定在67-73 km/s/Mpc之间,据此推算的宇宙年龄大约是138亿年。这个证据是客观的,不容否认。
2.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
1964年,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贝尔实验室调试天线时,意外发现了一种来自宇宙各个方向的、均匀的微波噪声,温度约为2.7开尔文。这种辐射后来被解释为大爆炸后约38万年时,宇宙从高温等离子体冷却到中性气体时释放的光子。随着宇宙膨胀,这些光子的波长被拉长到微波波段。这个解释非常漂亮。后来的COBE卫星、WMAP卫星、Planck卫星对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进行了精密测量,不仅确认了大爆炸理论的核心预言,还给出了宇宙的精确参数。这一发现为大爆炸理论赢得了诺贝尔奖,也赢得了大多数物理学家的支持。我本人也认为,这是大爆炸理论最硬的证据之一。
3. 轻元素丰度的理论预言与观测符合
大爆炸理论还预言,在宇宙最初几分钟的核合成过程中,会产生特定比例的氢、氦、锂等轻元素。比如,氦的质量丰度应约为24%,氘与氢的比值约为2-3×10⁻⁵,锂-7与氢的比值约为10⁻¹⁰。后来的天文观测与这些预言高度吻合。其他理论,比如稳态宇宙模型,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宇宙中会有这么多氦。这个成功让大爆炸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成为主流。
我在这里把这三个证据讲清楚,是因为我们中国学者做学问要有起码的诚实。我们不能因为要建立自己的理论,就闭着眼睛否定别人的成果。大爆炸理论的成功是实打实的,任何一个新理论都必须能够包容这些观测事实,或者给出更好的解释。我的“大空间爆炸”模型并不否定宇宙膨胀、背景辐射和轻元素丰度,而是试图在奇点之外给出一个更实在的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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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奇点——一个无法用物理描述的黑箱,让我和朱老师都不舒服
尽管大爆炸理论在解释宇宙演化方面非常成功,但它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:它无法解释宇宙的真正“开始”。
如果把宇宙膨胀的过程反向回推,按照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,所有的物质、能量、空间、时间都会被压缩到一个体积无穷小、密度无穷大、温度无穷高的“点”。这个点被称为“奇点”。在奇点处,所有已知的物理定律都失效。时间本身也从这里开始,之前没有任何“之前”。
对于很多物理学家来说,这也许是可以接受的。他们认为科学只需要描述“奇点之后”发生的事情,至于奇点本身,那是哲学的范畴,或者留给未来的量子引力理论。但我不这么看。朱光亚老师当年就明确告诉我:“金日光,你要注意,一个理论的起点如果是数学上的奇点,那说明这个理论在这里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你不能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,用一个无法检验的数学奇点来搪塞。”
我深以为然。物理学是实证科学,你不能用一个“无穷大”来作为答案。无穷大出现在公式里,往往意味着方程在适用范围之外,需要新的物理。大爆炸理论的奇点问题,本质上就是广义相对论在极端条件下失效的表现。要真正解决宇宙起源问题,需要量子引力,或者某种全新的思路。
钱学森先生也多次说过:“西方人喜欢把一个东西说成是从‘无’中蹦出来的。中国哲学不这样看。宇宙一定有它实实在在的起源物质。”他主张我们不要跟在西方后面跑,而要另辟蹊径。
正是基于这些思考,我才提出了“大空间爆炸”的替代模型:宇宙不是从一个几何点炸出来的,而是从充满高能正负电子对的整个空间同时开始的。这个模型没有奇点问题,因为正负电子对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实体,它们的对撞是物理规律可以描述的。朱光亚老师看过这个模型后,非常支持,说这才像话。
我常常想,如果一个理论连它自己的起点都解释不了,那它还算一个完整的理论吗?大爆炸理论在描述宇宙演化方面非常出色,但在“第一推动”这个问题上,它留了一个大窟窿。这正是我们中国学者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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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数电荷——数学上成功了,但我心里一直“难受”
西方标准粒子模型的一个核心假设是:夸克带有分数电荷。上夸克带+2/3e,下夸克带-1/3e。两个上夸克加一个下夸克,正好是+1,符合质子的电荷。而且用这个分数电荷模型,可以非常精确地计算出质子和中子的磁矩。这是它的成功之处。
但我必须坦白说,从我年轻时听朱老师讲核物理课开始,就一直对“分数电荷”这个概念感到“难受”。为什么难受?因为电荷量子化是实验的铁律——自然界中所有自由存在的粒子,其电荷都是电子电荷e的整数倍。从来没有人在任何实验中观测到带分数电荷的自由粒子。
西方学界的解释是:夸克被“色禁闭”在强子内部,永远不能单独跑出来,所以你永远不会看到自由状态的分数电荷。这个解释在逻辑上是自洽的,但它并没有真正回答“电荷为什么可以被分成三份”这个物理本质问题。它只是说“你测不到,所以没关系”。
朱光亚老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比我更明确。他曾多次对我说:“我讲原子核物理课,最伤脑筋的就是讲分数电荷。明明一个电子电荷是最小的单位,为什么非要把它分成三份?这不是数学游戏吗?”他甚至说,西方学界自己也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“心里难受”,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,因为标准模型太成功了。
我理解朱老师的意思。一个理论在数学上成功,不等于它在物理直观上是完善的。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:比如托勒密的地心说,通过复杂的本轮均轮,也能相当精确地预测行星位置,数学上并不差,但它的物理图像是错的。我们不敢说标准模型是错的,但分数电荷这个假设,至少是一个“不舒服”的地方。
正是为了回应这个“不舒服”,我才下决心寻找一个不需要分数电荷的替代方案。后来我从3×3×3立方体结构出发,用27个带整数电荷的微夸克,成功计算出了质子和中子的磁矩,而且计算结果与实验值非常接近。质子的磁矩计算值是+2.72μ_N,实验值是+2.79μ_N;中子的磁矩计算值是-2.01μ_N,实验值是-1.91μ_N。朱光亚老师看了之后非常高兴,说:“这个好!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给学生讲分数电荷了。”他还说,微夸克模型“彻底解决了他一生中耿耿于怀的难题”。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
我后来常常想,朱老师为什么对分数电荷这么“难受”?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物理学家,更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。他造原子弹、氢弹,需要的是精确的、可测量的、物理图像清晰的量。分数电荷这种东西,在数学公式里很好用,但在工程直觉上是个障碍。微夸克模型用整数电荷,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障碍。
四、质量来源之谜——99%从“说不清”的胶子能量中来,这让我心里也不踏实
另一个让我感到不安的问题,是质子的质量来源。
按照标准模型,上夸克的裸质量大约是2.2 MeV/c²,下夸克大约是4.7 MeV/c²。三个夸克的质量加起来大约只有9.1 MeV/c²。可是质子的实际质量是938 MeV/c²。也就是说,三个夸克自身的质量只占了不到1%,剩下的99%以上从哪里来?
标准模型的回答是:从强相互作用的结合能来。夸克之间通过交换胶子产生强烈相互作用,这些胶子的动能和相互作用能,根据爱因斯坦的E=mc²,转化成了质量。胶子本身静止质量为零,但它的能量却有质量效应。
这个解释在数学上是自洽的。量子色动力学的格点计算也确实能够重现质子的质量。但是,作为一个物理学家,我总是忍不住追问:质子里到底有多少个胶子?它们的能量是怎么“固化”成质量的?
答案有点令人失望:胶子的数量是不确定的。在量子场论中,质子内部的胶子和海夸克的数量取决于你用什么能量尺度去探测。能量越高,看到的海夸克和胶子就越多。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可以回答“质子里面有几个胶子”。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可以计算质子的质量,但不会告诉你“有多少个胶子”,因为胶子数在量子场论中不是一个可观测的物理量。
对于理论物理学家来说,这也许不是问题。他们关心的是可观测量的计算,而不是“粒子个数”这种定义不明确的概念。但对我来说,这种“不确定性”总觉得不够踏实。尤其是我和朱老师、钱老讨论人体科学问题时,我们关心的“气”应该是一种实在的、有确定来源的能量。如果连质子的质量都有一大块来自“说不清”的东西,那宇宙中还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呢?
我的微夸克模型给出了一个更直接的解释:质子由27个微夸克组成,每个微夸克的质量是68倍电子质量,27×68=1836,正好等于质子质量与电子质量的比。质子的质量就是这27个微夸克的质量之和,不需要胶子能量来凑。这个解释虽然增加了粒子数,但它把质量来源说得明明白白,没有“不定数”。朱光亚老师很认可这一点。他说:“这才像话,物理就应该有确定的答案。”
我并不是说胶子不存在。胶子作为强相互作用的传递子,在高能对撞实验中已经被间接证实。但是,胶子对于质子质量的贡献到底有多大,是不是真的占了99%,这是可以通过微夸克模型重新审视的。也许,质子的质量大部分来自微夸克自身的质量,胶子只起束缚作用,而不是质量的主要来源。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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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胶子的数量与本质——一个至今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
既然谈到了胶子,我想多说几句。胶子是传递强相互作用的规范玻色子。标准模型告诉我们,胶子有8种,静质量为零,自旋为1,自身带色荷。胶子之间可以相互耦合,这使得强相互作用的理论——量子色动力学——变得极为复杂。
在高能物理中,胶子的存在已经被实验证实。正负电子对撞产生三喷注事件,就是胶子辐射的直接证据。但是,当问到一个具体的问题——“质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胶子”——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。
原因在于,在量子场论中,粒子数不是洛伦兹不变量,而且依赖于能标。在低能时,我们看到的质子主要由三个价夸克组成,海夸克和胶子很少。在高能时,探针可以分辨更短距离的结构,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夸克和胶子从真空中激发出来。胶子的数量随着能标的增加而增加,没有上限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部分子分布函数”描述的图像。
那么,质子的质量中来自胶子的那部分,是来自多少个胶子呢?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。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可以计算胶子场对质子质量的贡献,但不会说“来自第12345号胶子”。它是一个场的贡献,而不是一个个粒子的贡献。
对于很多物理学家来说,这是可以接受的。场论本来就是用连续场描述相互作用的,粒子只是场的激发。但对我这样一个从第四统计力学角度研究问题的人来说,我更倾向于有确定数目的实体粒子。微夸克模型满足这个要求:27个微夸克,一个不多,一个不少。朱光亚老师也偏好这种确定性的描述。
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胶子物理。量子色动力学是一个优美的理论,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。我只是指出,在解释质子质量来源这个问题上,主流理论给出的答案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样“干净”。它依赖于复杂的格点计算和某些假设。而微夸克模型用最朴素的算术就能给出同样的总质量。这不是巧合,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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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西方宇宙观对“气”“意识”“信息”的沉默——这是我们的机会
最后一点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:西方主流宇宙学只研究物质,不研究“气”、意识、信息。这不是它的缺陷,而是它的学科边界。宇宙大爆炸理论从物质的起源讲起,到星系的形成、恒星的演化、元素的合成,它不讲什么是“气”,不讲人体为什么能“通天气”,不讲特异功能和外气治疗。这是它的特点,不是它的错误。
但是,中国学者不一样。我们有《黄帝内经》《道德经》的传统,有几千年的养生、气功、中医实践。我们相信宇宙中除了物质和已知的能量形式之外,还存在着某种与生命密切相关的“气”。钱学森先生称之为“通天气”。他多次对我说:“金教授,你一定要弄清楚,人体这个开放巨系统,到底是怎样与宇宙交换能量和信息的。”
冯理达将军用大量外气治病实验证实,气功师发出的“外气”能够产生客观的物理效应,比如红外辐射、次声波、静电等。她的实验数据是真实的,不是什么迷信。王光美女士作为物理学背景的学者,也积极参与了这些讨论。她们都认为,需要一个物理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。
我认为,要回答钱老的问题,就必须在西方主流宇宙学的基础上,增加一个新的维度。这就是我提出“宇宙双势能场”理论的初衷。
在我的理论中,宇宙不仅仅有物质和电磁场,还有一个遍布全宇宙的暗势中微子场(Σν+Σν̄)。这个场来自正负电子对撞的净结果(e⁻+e⁺→Σν+Σν̄),它与明势电磁场同时诞生,互为镜像。暗势场超光速、穿透一切、充满宇宙,可以携带全信息。它就是“气”的物理载体。
人体通过经络系统中富集的5+11生命动力元素的d电子,可以接收暗势场的能量,将其转化为生物能,从而实现“通天气”。经络穴位中这些元素的浓度显著高于非穴位,这是我们用原子发射光谱测出来的。d电子在正八面体配位环境中形成双金字塔结构,像天线一样聚积宇宙能量,然后以红外光子形式发射出去,驱动生命化学反应。
这个框架在西方主流宇宙学中是找不到的。它不是从西方的实验数据中推导出来的,而是从中国的哲学思考和对人体科学的关注中生长出来的。我认为,这就是中国学者可以做出独特贡献的地方。
西方科学界不是没有人研究意识与宇宙的关系,但他们的研究往往被边缘化,不被主流承认。我们中国学者不必受这个束缚。我们有完全独立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,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,大胆探索西方不敢碰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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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小结:困境也是机遇,这是中国学者创新的起点
总结一下,我这一节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:
第一,大爆炸理论有三大观测支柱,这是它的成功之处,任何新理论都不能无视它们。
第二,奇点问题是大爆炸理论的软肋。一个不能解释自身起点的理论,是不完整的。
第三,分数电荷在数学上成功,但在物理直观上让人“难受”,尤其是朱光亚老师和我都有这种感觉。
第四,质子质量的99%来自胶子能量,但胶子数量不确定,这让人心里不踏实。
第五,胶子的本质是一个场,不是一个个可数的粒子,这与我们追求确定性描述的偏好不符。
第六,西方宇宙学不研究“气”、意识、信息,这正是中国学者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。
西方主流宇宙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但它并非完美。这些困境和局限,本身就是中国学者创新的机遇。钱学森先生、朱光亚老师、冯理达将军、王光美女士,他们在全国政协的平台上,一直支持我用当代科学解读《黄帝内经》,建立中国自己的宇宙发生学。朱老师甚至明确告诉我:“不要怕西方人不接受,真理不是由投票决定的。”
我这一辈子,就是在他们的鼓励下,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这本书,就是我向他们交的答卷。
在下一节,我将具体讲述,我们中国学派是如何从这些困境中觉醒,并开始探索自己的宇宙发生学道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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