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日光教授：（十八）如何看待当前的医理和药理？
金日光语录
如何看待当前的医理和药理·十八
黄芩恶生姜？泽泻饮治酒风？理解中药配伍的“七情”
“七情”理论与《黄帝内经》如何相关？从《黄帝内经》看懂中药配伍的千古智慧
引言
近期，中医药爱好者在热烈讨论曹东义会长的中医科普讲座第25讲——中药配伍“七情”相关论述。许多人认为科普讲座通俗易懂，很方便大家理解。但也有深度思考者提出疑问：“七情”理论与中医的源头经典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之间，究竟存在怎样的药理学关联？
应大家之邀解答疑惑，我将结合当年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动力学研究中心的研究，以及和钱学森、冯理达等前辈的探讨，对此进行梳理与阐释。
中药配伍“七情”，最早系统记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序录中，它用“单行、相须、相使、相畏、相杀、相恶、相反”七个词，概括了中药之间相互作用的七种基本关系，是中医方剂学配伍理论的基石。
为了便于理解，我们将其整理如下：
回到《黄帝内经》，《黄帝内经》与《难经》虽未直接罗列“七情”的名词，但其构建的“阴阳五行”、“藏象经络”、“气血和合”等核心医学体系，为“七情”的配伍原则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。
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动力学研究中心当年的研究发现，这种思想的传承体现在多个方面。
《黄帝内经》以阴阳为总纲，指出万物皆可分阴阳，且阴阳之间存在互根互用、相互制约的关系。药物配伍的本质，正是调整人体失衡的阴阳状态。
相须、相使：如同阴阳的“互根互助”，通过协同作用增强疗效。例如，知母配黄柏，共同增强滋阴降火之功，即为相须。
相畏、相杀：如同阴阳的“制化平衡”，通过一药制约另一药的偏性或毒性来达到平衡。例如，生姜能“杀”半夏之毒。
五行学说，尤其在《难经》中得到深入发挥，为理解药物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模型。
相恶：可视为五行“相克”关系在药性上的体现。当两药合用，其药性相互克制，导致一方或双方功效减弱。例如，黄芩（性寒）恶生姜（性热），因寒热性质相克而相互削弱。
相反：则可能引发剧烈的“反侮”冲突（即反克），导致人体气血逆乱，产生毒副作用，在临床配药时必须严格禁止。
《内经·六微旨大论》强调，人体的生命活动依赖于气的升降出入运动。药物配伍也必须顺应病理状态下的气机变化，以调畅气机为要。
相须、相使常用于协调气机。例如，桔梗性升浮，配伍枳实性沉降，一升一降，共同调节胸膈气机，恢复其正常的升降功能。
中药配伍的“七情”之法不是简单的经验汇编，本质是源自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的宏大宇宙观与精微人体观，在方药应用中的具体延伸与实践准则。因此，“七情”不仅要求医者通晓单味药的药性，更需洞悉《黄帝内经》所揭示的人体气血阴阳运行的道理。唯有如此，方能“合宜而用，奏效如神”；反之，一旦“配伍失宜，则祸不旋踵”。
图片来源：zhzyw.com
当年钱学森老先生表示，期望我们北京化工大学能够深入研读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医圣张仲景恰是抓住了从《黄帝内经》的宏观治则到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微观药用之间的逻辑枢纽，从而构建了“经方”这一精准而高效的方剂体系。
为了进一步阐明此间关联，钱老还曾邀请时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女士，为我们讲解《黄帝内经》“十三方”与“七情”配伍的内在联系，同时分享一下院内名医的见解。她特别强调，若要领悟配伍的奥义，就要将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中纲领性的制方原则，与古典“十三方”的具体用药实例紧密结合。
具体来说，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提出的“主病之谓君，佐君之谓臣，应臣之谓使”的制方大法，以及“七方”（大、小、缓、急、奇、偶、复）等原则，已经为“七情”提供了理论基础，而“十三方”作为《黄帝内经》中记载的古老方剂，配伍思想也为七情提供了支撑。我们可以从一些方剂中来看其中的关联。
泽泻饮
源自《素问·病能论》，“相须”与“相使”的典范
方剂：由泽泻、白术、鹿衔草组成，治疗“酒风”。
分析：白术（健脾燥湿）与泽泻（利水渗湿）功效相近，协同作用是典型的相须关系。鹿衔草（祛风除湿）则辅助前两者，针对“风邪”定向治疗，可视为相使关系。体现了“合众力以攻一邪”的思路。
半夏秫米汤
源自《灵枢·邪客》，“相畏”与“相杀”的雏形
方剂：由半夏、秫米（黄米）组成，治疗失眠。
分析：半夏性温燥有小毒，而秫米甘凉益胃。秫米能制约半夏的温燥之性（相畏），其甘缓之性能和胃气，保护正气（相杀）。体现了“去性存用”“减毒增效”的效用。
乌鲗骨藘茹丸
“相反相成”的巧妙运用
方剂：由乌鲗骨（海螵蛸）与藘茹（茜草）组成，治疗“血枯”。
分析：乌鲗骨主收敛止血，藘茹主活血通经，二者一收一通，看似矛盾，实则针对“虚中夹瘀”的复杂病机，是精巧的“相反相成”配伍。
同时，《黄帝内经》中也有用单味鸡矢醴治病的记载，体现了对单行的认可——病机单一集中时，可用一味药直达病所。
对“相恶”与“相反”的规避意识：冯院长强调，《黄帝内经》通篇贯穿着“以平为期”、“无伐天和”的和谐思想。“十三方”中未见使用“相反”的配伍，说明古人已意识到，药性冲突的药物合用，可能导致功效削弱（相恶）或产生危害（相反），必须谨慎规避。
图片来源：cdstm.cn
结语
听完大家的讨论后，钱学森先生曾做出精辟总结：《黄帝内经》的制方理论与“十三方”，是“七情”配伍思想的“临床胚胎”与“哲学母体”。
它从“为何要配伍”（调和阴阳）、“如何配伍”（君臣佐使）以及“配伍的禁忌”（制约偏毒）三个根本层面，为“七情”提供了完整的理论预设。
后世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将这些高级原则与大量药物实践经验相结合，形成了系统化的“七情”理论。
中药“七情”不仅是经验的结晶，更是《黄帝内经》天人相应的宇宙观与整体的生命观，在药学领域的具体延伸。理解它，要求医者不仅要知药性，更要理解人体气血阴阳的运行之道，方能“合宜而用，奏效如神”。
常州《黄帝内经》当代科学解读馆
主持人：金日光
2025年12月17日
